众所周知，科举时代的读书人，都以登科第、隶仕籍为终身奋斗的目标。因此，科举选士制度直接影响了士子们的读书生活与社会理想。“一举首登龙虎榜，十年身到凤凰池”，唐代泉州第一名进士欧阳詹的诗句，既表达了未及第士子的人生理想，也宣示了已发迹书生的自豪心情，再现了那个时代读书人的心态。在唐代，新中进士者，首赴“曲江宴”，次与“杏园饮”，再行名园探花、雁塔题名之盛举。所谓“春风得意马蹄疾，一日看尽长安花”，形容的正是中选者的愉悦心情。读书人扬眉吐气，全在于科举一博。 　　更有甚于此者，便是状元的荣誉。中进士既不易，中状元尤其难，古人均视此为人生之极致。这是家族的荣耀、地方的光彩。
　　万千士子拼科举，中了状元成“闻人”。那么，状元的经历和命运到底如何呢？可以说，每个状元都有自己的成长史，但又都因个人条件与社会环境而有着不同的仕途经历与历史命运。这里仅举福州历代文状元为例，便可见一斑。
　　看看状元的成才之路
　　与人们的想象相同，所有状元都是天生聪颖加后天勤学，故能卓尔不群。
　　福州第一位状元许将就是少时勤读，擅作词赋，欧阳修读其赋即道将来“未可限量”。他胆识过人，传说居住在福州城郊时，一夜虎自东山窜入，众皆忧惧。许将却不以为意，作诗高吟道：“昨夜虎入我园，明年我作状元。”果然，他于18岁时高中状元。
　　此外，永泰状元郑侨，少怀大志，饱学多才；永泰连科状元黄定，家境贫寒，幼年好学，苦读经史；长乐状元姚颖，为人谨厚，力学勤苦，而文章俊赡；闽清状元郑性之，家境清寒，从小勤学，发愤自励，朱熹曾预言其必成大器；幼年即由莆田迁入长乐的状元陈文龙，自幼颖悟，苦学不厌，未及弱冠，即以工赋律而名噪郡庠；长乐状元马铎，史称其资质醇厚，自幼聪颖，于父母死后，仍锐志读书，其学宏肆贯通；同县人李骐也是自幼聪慧强记，苦读深研；怀安县状元龚用卿，精举子业，擅诗文书法；闽县状元陈谨，少重信义，谦恭朴质；侯官状元翁正春，也是自幼聪颖，精于学问；同县状元林鸿年，少时勤学，常与名流切磋学问。
　　由上可见，状元之出人头地，皆由少年资质颖异且力学有成，其成才绝非偶然与侥幸。
　　状元的仕途是怎么成功的　　状元的成功有其主客观原因，或因个人不断努力进取和修养身心，又因政治清明，朝廷重用提拔，而得发挥聪明才智的机会；或在不良环境挤压下，仍能立志自勉，终于“赢得身前身后名”。
　　许将入仕以后，本可循资由地方入京任职，他却推辞说“起家为官，本代耕耳”，仍想在外任职，以余闲多读书。宰相因此嘉许他的志气，后又受皇帝破格提拔，历任显职。死后宋徽宗亲书墓志曰：“两朝弼亮，翊赞良臣。”
　　郑侨入仕后，以“忠诚重厚”称誉朝野，耿介沉静，政绩卓著，官居高位。
　　马铎博学多能，46岁中状元，耿介正直，处己以正，勤于事君，劳苦不避，传为美谈。
　　林鸿年中状元后2年，即奉旨为册封琉球国王正使，在外廉洁自守，屏绝馈赠，琉球举国上下感激。任地方官而有政绩，历任按察使、布政使、巡抚，因云、贵、川用兵不协，而受劾革职。受聘为正谊书院山长，严持师道，十数年间，生徒人才辈出，福建巡抚以其“掌教闽中，著有成效”请奖，吏部亦以“经术湛深，品行峻洁”回奏，朝廷特赏还他的三品卿衔。
　　王仁堪中状元时28岁，曾上书切谏慈禧太后，请求停建颐和园。出任镇江知府，处理教案，严持大体，主张“亲民之官，当知民之大体”，多行善政，嘉惠于民，深受镇江士民爱戴。调任苏州知府，士民闻知，遮道乞留。带病清理积案，半夜出巡冬防，以致感染风寒而不起，逝于苏州任上。督抚上其事迹于朝廷，称其“以实心行实政，视民事如家事”。
　　状元中文武双全且忠义俱著者，当推陈文龙。他少年立志“居官廉政”“忠君报国”。36岁中状元，出镇地方，秉公处事，“不挠不屈，不可干以私，人皆惮之”。奸相贾似道极力想拉拢他。文龙弹劾其弄权误国，故受排挤。当元军长驱直入，小朝廷起用陈文龙为参知政事，他决心以死报国。兼知兴化军时，“毁家纾国”，尽散家财，募兵抗御。他困守孤城，誓不降元。城破被捕，作诗诀别其子曰：“一门百指沦胥尽，惟有丹衷天地知。”面对敌人劝降，他大义凛然，以手指腹曰：“此中皆节义文章也。状元可相逼耶？”死时45岁，正当盛年。他的节概深受后人钦敬，的确为天下读书人生色。
　　但是，状元也有难见作为者。
　　姚颖，为人谨厚，文章俊赡，但未得享尽天年，仅33岁病故，人皆痛惜。
　　黄定，为政清廉，颇得民心，不久因病乞休，在家纵情诗酒，逝年56岁。
　　萧国梁历官不显，50岁即卒于任上。
　　陈安阝（音“安”）中状元之后，即因北方举子不服，以为考官私于南方人，明太祖朱元璋下令重考，陈安阝又因习天文犯禁，而遭杀戮。
　　李骐为人耿介有气节，廉谨不怠，孝于父母，主考不徇私情，时论称善。可惜因劳瘁家事，亦不得永年，47岁卒。
　　龚用卿入仕后，历任翰林院修撰、侍读、乡试主考官、国子监祭酒，持节恬退，因病过早辞官，投闲置散，士论惜之。
　　陈谨殿试文章受皇帝赏识，为人论事受宰相器重，认为他“器识纯粹，致力学部，为闽之光”，士人多敬爱之。可惜在家居丧时遭士兵乱棍误伤致死，年仅41岁。
　　翁正春入仕后，屡次上书规谏昏庸不理朝政的万历皇帝，受奸臣嫉恨而辞官，优游林下近10年。再被起用，又遭魏忠贤党徒弹劾，而再辞官。
　　由上可见，古代状元之所以不能有大作为，或因寿数不永，或因当道阻遏，古人皆归咎于命数，其实多有主客观因素。
　　状元的传世之作
　　事实上，状元的声名不仅仅在于及第时的显耀和任官的权位，重要的还在于入仕后的政绩、人品以及所建树的功业，此外还包括他的著述。古人常引《左传》之语作为勉人或自勉的座右铭：“太上有立德，其次有立功，其次有立言。”状元中有“三立”之举者不在少数。如许将工于诗文，著有《许文定集》；郑侨一生勤奋好学，从政不忘为文，著述甚多，如《历官表奏》《锦机诗》《莆阳人物志》等；黄定文章宏博，志识端正，著有《黄状元文集》《凤城词》；马铎学问宏肆贯通，为文操笔立成，著有《玉岩集》；李骐虽生年不永，也著有《国史补》二卷；龚用卿为文“雄赡宏富”，作诗“铿越秀润”，著有《使朝鲜录》《云冈集》《诗余》等；陈谨为文温润醇雅，议论中允，著有《内制集》《古文集》《国子讲章》及诗文；翁正春为人方毅严肃，风度峻整，著有《南宫奏疏》《青阳集》；林鸿年以“经术湛深，品行峻洁”为世所重，著有《使琉球录》《松风山馆诗钞》；王仁堪实心行政，忘身惠民，诗文由子女编为《王苏州遗书》。
　　总之，凡是状元出身的人，都有十载寒窗、磨穿铁砚的经历，都是饱读诗书、学富五车的大儒，因而充满“腹有诗书气自华”的豪迈。一旦进入仕途，他们又因难以驾驭自己的命运而有“命途多舛”的感慨，也常发出“行路难，多歧路”的怨叹。这是古代读书仕进者的心声，状元的功名光环并不能庇佑他们终身的仕途。他们的成就有赖于时势，更在于自身。时至今日，个人发展的途径甚多，各行各业皆有自己的“状元”。人们既知“状元”的光耀是暂时的，事业的成就才是永久的。只有终身勤奋，努力为国家、民族贡献才智的人才是真正的成功者，才能成为不朽的伟人。

状元，太高了